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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深度研究:遏止增发刻不容缓  

2007-03-11 14:50: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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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研究——
遏止增发刻不容缓
2005年第10期(总第1104期) 出版日期:2005-3-12
 
   股权制度缺陷对圈钱的放纵以增发为最,监管部门应将遏止增发当作股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减少制度黑洞负财富效应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干扰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 吴德铨
 

   遏止增发的提法由来已久,但在股权分置面临破题的情势下,通过首先遏止不合国情的增发再融资政策来抑制圈钱,从而规避股权制度变迁的过渡期风险并且提振市场信心,却有全新的现实意义。

   1月20日,经过市场讨价还价的宝钢增发获证监会审核通过。虽然对宝钢增发的恐惧,股市已经消化了数月时间,但这一消息连同询价制第一股华电国际公布的低询价结果,仍使当天沪指一度跌破1200点。

   作为股市再融资政策的舶来品,增发曾遭到广泛批评。2001年、2002年增发高峰期,当上市公司暴露圈钱的真面目时,舆论对增发的“围剿”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市场的呼声虽然最终抬高了增发门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圈钱。

   历经十余年的试错、纠错,寄生于股权制度缺陷的圈钱现象仍在旌旗摇荡。制度漏洞放纵了圈钱,成为“新兴加转轨”的讽刺性注脚,并在股东权利失衡的情况下,加重了对流通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损害,股市被视为吞噬民间财富的黑洞。

   制度缺陷仍在侵蚀股市肌体,IPO体系的改造以询价制为新起点正谨慎推进,再融资门槛虽然不断提高,但分类表决制度能否真正为流通股东尤其是弱势流通股东把关,尚待实践进一步检验。

   当前,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已刻不容缓,而股权制度缺陷对圈钱的放纵又以增发为最,监管部门应尽早启动“窗口指导”功能,把遏止增发圈钱当作股权制度改革的“马前卒”,减少制度黑洞负财富效应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干扰。深度研究:遏止增发刻不容缓 - 一德 - 一德的博客 

 

增发“原罪” 

 

   国内股市的增发最早始于1998年,证监会特批了太极实业、华联控股、上海三毛等5家实施资产重组的公司进行新股增发,基本模式为“资产置换+定向配售+增发新股”。试点增发的政策导向是为那些资产重组后有发展潜力,但达不到配股条件的上市公司提供新的融资渠道。

   增发新股因为资产重组题材曾经深受二级市场欢迎。1998年实施增发的7家上市公司股价表现出色,其中5只超过大盘涨幅。试行增发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截止到1999年沪深两市已有13家上市公司实施增发。2000年4月底5月初,证监会在借鉴境外成熟股市和增发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暂行办法》,正式把增发确立为再融资的一种创新形式。

   政策导向迎合了上市公司渴求融资的“本能”。2000年全年有24家上市公司实施增发,募集资金188.00亿元,增发融资量创出历史新高,相当于当年160家公司配股募集总额519.46亿元的36.19%。2000年配股、增发融资规模均创出历史新高,牛市氛围成就了上市公司“圈钱”的疯狂。

   2001年2月3月,证监会相继出台《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通知”修改了上市公司增发的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如果低于6%,则应当说明公司有良好的经营能力和发展前景。如此修改的初衷是在监管中加强“市场约束”,但客观上,与2000年的规定相比,新股增发条件显得更为宽松。

   增发的口子放开后,一大批上市公司纷纷“弃配改增”。与配股相比,增发容许了更大规模的募资量,财务指标硬杠杆较少,因而备受上市公司青睐。据统计,2001年上半年沪深两市已有16家公司完成增发,提出增发方案的上市公司达到110家,一时蔚为壮观,增发颇有取代配股成为再融资主流方式之势,舆论惊呼“一场新的圈钱运动扑面而来”。

   圈钱之瘾如同毒瘾,没有圈过钱的想圈一把,圈上瘾的难以自拔。上市公司增发动辄5000万股、1亿股,2002年4月实施增发的金丰投资,竟以超出其流通股总股数的规模增发新股。据证监会统计,2001年、2002年沪深两市A、B股增发再融资总额分别达到206.14亿元、218.68亿元,分别相当于当年A、B股配股再融资总额的47.87%、3.88倍。2002年增发再融资规模首次并且大幅超过配股,成为再融资主导方式。

   通过增发拿到大把募集资金的大批上市公司,逐渐暴露出圈钱的本来面目。重筹资轻经营、募集资金随意挪用、使用效率不高的现象比比皆是,以增发拓宽融资渠道,扶持上市公司再发展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东方通信2000年增发前利润年年保持增长,增发前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均高于12%,但再融资14.1亿元后的利润连续三年下滑,从2000年盈利3.8亿元下滑到2002年和2003年共计亏损13.7亿元。2001年初实施增发的金健米业,当年度净利润仅为盈利预测的22.5%,次年更是骤然每股亏损0.309元,及至2003年度、2004年前三季度,其经营业绩仍然未见起色,每股收益徘徊在分厘之间。海王生物在2001年初增发筹资14.49亿元,但2002年首季就出现亏损。深康佳在1999年11月增发8000万股,筹资14亿多元,当年就亏损7亿多元,平均每股的亏损额高达1.163元。

   根据本刊数据室的统计数据,纵观2001年实施增发的上市公司,对比其增发后直至2004年前三季度的每股收益等盈利能力指标,仅有兖州煤业、青岛啤酒两家公司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青岛海尔、春兰股份、新华制药、天大天财、四环生物、北亚集团等企业,近年业绩连续下滑或者出现过较大波动,莲花味精更是在2003年度和2004年前三季度连续巨额亏损。

   2002年实施增发的上市公司虽然总体情况稍好,但其中也有如罗牛山、中远发展、海螺型材、湘计算机、甬成功、创智科技等等公司,增发后业绩步步下滑或者摇摆在亏损与微利之间。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增发不仅放纵圈钱,而且是放纵高价圈钱。2002年上半年市场觉察到增发泡沫已经迅速膨胀,增发市盈率大大超过新股发行市盈率。当时的相关统计表明,2002年度截至5月28日完成增发的16家公司,平均增发市盈率为27.1倍,其中10家的增发市盈率高于IPO的20倍市盈率。2002年1月,罗牛山增发1亿股,市盈率达到38倍,湘计算机增发市盈率窜高到46倍,友谊股份更将增发市盈率推高到50.5倍。

   片面的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为了抬高增发价,有的公司一手包装业绩,巧舌如簧把投资项目的盈利前景说得天花乱坠,一手炒高股价,因此,增发后股价就掉头向下的公司不在少数。2000年底实施增发的重组明星海王生物,就曾上演圈完钱就变脸的把戏。

   增发泡沫事实上陷公众投资者于尴尬境地。市场人士介绍,持有拟增发新股的股票,若不参与增发,那么股票增发后经“市场化除权”,必然要承受股价下跌损失;若参与增发,即使增发部分盈利,原先持有部分是套牢的还是套牢,更何况不少增发股票一上市就跌近增发价。

  

圈钱之殇 

 

   2001年10月前后,市场对增发的恐慌,连同国有股减持、银行清理违规资金入市等问题,引起股市强烈震动。

   对于增发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增发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违背市场化的基本准则。增发在客观上起了保护落后的作用,损害了市场汰弱存强的功能。相当一部分搞增发的公司都是失去配股资格,甚至濒临破产的公司,经过所谓的资产重组就可以增发新股,于是得以苟延残喘。

   事实表明,相当多面临退市的上市公司正是通过报表式突击重组起死回生,而挽救其于既死的重组介入方,往往寄希望于通过对上市公司重组后实施增发圈钱,从而为当初的重组埋单。当年增发潮涌时,正是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如火如荼之时。另外一种情况是,本来配股就足以支撑企业的正常扩张,但在缺乏有效的投资需求约束机制的情况下,盲目圈钱的冲动使许多上市公司根本不考虑企业真正的投资需求,而是找项目编项目搞增发。

   专家认为,通过增发使绩差企业财务状况改观,违背市场的效率原则,资金未能向有效率和高效率的方向配置。同时,企业在正常运行过程中,资产规模本该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今天5个亿明天10个亿的扩张速度,企业通常是无法承受的,增发破坏了企业的稳定增长原则。企业突然获得成倍的规模扩张,容易使管理跨度、经营稳定性跟不上,正常的成长链条将断裂。另外,与前些年的内部职工股和战略投资人一样,增发在制度上给市场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更加重了对市场效率的损害。

   “如果恶性增发不制止,将给市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市场信心受创,市场将失去效率。”业内学者三四年前的警告犹言在耳,有的提议在2002年7月之后已经成为现实:“增发应当是在成熟市场中、高度市场化进程中逐步建立的。我们现在放开搞增发,条件还不成熟,与市场化进程不一致不协调。这个政策应当暂停,或者至少要大幅度提高增发的门槛,提高增发企业的财务指标。如至少将增发标准提高到和配股一样,在增发规模上以不超过其净资产规模的70%,最好是50%为限。”

   著名市场人士张卫星认为,在国外的全流通市场上,增发与首发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同股同权、同股同价的价值认同过程。市场机制在约束和矫正这些行为,若增发价过高、量过滥,市场不认同会造成大股东自身的价值损失或产生失去控股权的风险,所以在国外大股东对增发是非常谨慎的。他认为,中国股市是三分之二不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与三分之一流通股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遗留问题市场,而以“高溢价”发行政策堆高的流通股股价做为标准来增发新股,是不切实际、不考虑国情、盲目照搬西方市场的做法,已经完全将融资演变为圈钱。

   更进一步说,上市公司通过高市盈率的市场化价格增发新股,事实上侵占了流通股股东的权益。流通股股东付出大价钱使上市公司增发后净资产大幅升值,而没有参与增发的国家股、法人股却坐享其成。招商银行用净资产核销不良贷款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的做法,曾在股东大会上引起激烈反对。但这一最终实施的做法,其结果就是招商银行把核销的损失,由老股东承担“转嫁”给认购增发的新股东共同承担。

   据本刊数据室统计,近5年来流通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净资产增长的贡献比例都在30%以上,最高的年份达到96.4%。2000年上市公司净资产总额12600.3亿元,同比增长3612.8亿元,包括首发、增发和配股在内,上市公司向流通股股东募集1532.2亿元,占净资产增长额的42.4%。2001年上市公司净资产增长1312.1亿元,当年向流通股股东募集资金达1264.6亿元,流通股股东的贡献比例破天荒地达到96.4%。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中期,上市公司净资产分别增长1241.8亿元、1999.3亿元和940.6亿元,流通股股东的贡献比例分别达到58.0%、32.9%、30.6%。

   考虑到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和利润积累对净资产增长的贡献,非流通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再投资的部分,对净资产增长的贡献实际上少之又少,甚至一度可以忽略不计。上述数据中,增发募集资金规模在2001年和2002年恰好也达到高峰,新股增发对上市公司净资产的增长“功不可没”。

   在增发门槛提高之前,上市公司如狼似虎的增发胃口,对流通股股东权益明目张胆的侵占,一度使股市闻增色变,逢增必跌。增发事实上成了赤裸裸的圈钱,虽然门槛逐步抬高,但增发对流通股股东权益侵占的本质却没有根本改变,市场对增发仍然心存恐惧。 

 

门槛之变 

 

   2000年,证监会在两年的增发试点经验基础上发布《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暂行办法》,增发原则上限定于重大重组、拥有核心技术、流通股比例小于25%或15%(总股本4亿股以上时)、发行外资股等四类上市公司。虽然这一限定比较含糊,但导向比较明确,在配股之外,为上市公司开辟新的筹资渠道,降低上市公司再融资门槛,鼓励经营困难的上市公司实施资产重组。

   一年之后,证监会认识到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市场自身的约束力不强,中介机构不尽责;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重筹资轻使用,不重视对股东的回报等。针对这些问题,证监会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综合性的管理办法,把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两种主要形式配股和增发统一规范。

   2001年2月,《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出台,总体思路是,一方面推进市场化发行机制,实行券商推荐制度,通过加大券商责任,增强市场对发行人的约束力,扶优限劣;另一方面,增发与配股兼顾,在市场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适当调低效益指标,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可以自由选择再融资方式。该办法取消了2000年对增发的四个限制性范围,不再实行事前备案,公司可对照增发要求,自行决定召开股东大会。

   针对上市公司重筹资轻使用的问题,该办法要求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时做出的承诺一一对照,如实披露使用情况、变更批准情况、效益情况。对配股的效益指标进行调整,由前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10%,调整为最近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与扣除前净利润的低者为准。这一调整旨在挤出利润水份,防止通过一次性交易特别是关联交易拼凑利润。

   相应地,增发由过去无业绩指标要求,调整为原则上与配股相同的指标,同时,对低于6%的公司,允许其申请增发,但增加了约束条件。在发行规模上,增发虽无发行规模限制,但以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来约束发行人所确定的发行规模,即公司股本扩张应当与盈利增长基本保持同步。2001年3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增发的效益指标。

   与2000年的规定相比,增发取消了四个限制性范围,虽然增加了业绩门槛,但是相对于配股,增发的条件显得更为宽松。不久,原本被市场看好的新融资方式迅速泛滥成灾,一度导致市场对增发的恐惧,舆论对增发的强烈反应和提高增发门槛的呼吁,使监管机构一度被迫暂停增发。2002年6月初,证监会悄然停止拟增发上市公司材料的受理工作,随后发审委暂停对拟增发公司的过会审核。

   2002年6月21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大幅度提高增发门槛。次月出台正式文件《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把增发的业绩指标提高到10%,属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仍可放宽至6%;规定增发募集资金量不超过上年度末净资产,并引入分类表决,要求增发超过股份总数20%的,提案须获得半数以上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通过。

   与同期配股条件对比,这些规定使增发的门槛高于配股,成为门槛最高的再融资方式。2003年上半年,只有7家公司实施增发。门槛抬高,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泛滥成灾的新股增发。虽然门槛提高,但增发规模在20%以内的,仍由大股东说了算,因此,增发对一些上市公司仍然有吸引力。2004年12月8日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强调,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债或向原股东配股。

   总体上,增发的政策导向是拓宽再融资渠道,扩大市场融资规模,但在市场力量制约下,增发经历了一个由试点、降低门槛、迅速泛滥,到停顿、提高门槛、限制规模的过程。增发对圈钱的放纵严重挫伤了投资者信心,市场对增发的强烈反应,监管层不能充耳不闻,增发门槛近年经历了一个逐步明显提高的过程,事实上,监管层也意识到,增发新股这个舶来品政策,不加改造地学以致用存在很多问题。 

 

境外版本

  

   投行人士介绍,国外的增发是一种注册行为,无需经过审批程序,只须在交易所登记备案,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增发并登记备案后第二、第三天,承销商即可向其客户定向发行,因此也称“闪电配售”。国外的增发看似门槛很低,但实际上其市场化程度很高,相关法律制约手段、市场约束机制很完善。

   通常认为,在世界主要证券市场,增发是上市公司主要的再融资手段。据称,英国股市中,上市公司的增发数量、金额已超过其IPO的规模。从国际股市的上市公司实践看,增发新股的程序较为简单,监管当局也没有太多的限制。在增发的定价和发行方式上,以低折扣市价、不除权向所有投资者发行是国际上通行做法,但同等条件下老股东有优先认购权。

   但对于国外成熟股市的增发情况,也有不同观点。美国BearStearns公司美国国债、国家机构债交易部主管、交易战略分析师唐双庆分析说,在成熟的股市例如美国股市上,增发并不是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手段,并不是机制或法规不允许,而是上市公司出于对“投资人价值观”(shareholdervalue)的考虑,不是都愿意增发新股,市场本身的制约功能在起作用。

   唐双庆认为,英文中“secondaryoffering”(二次融资)往往更接近于“减持”,它虽有一定的增发成分,但主要是把公司创建人、风险投资人或重要雇员的“受限持股”(restrictedshares)投入流通。在法规上,要求参与操作的券商或投行给出明确的“减持”在增发中的比例。在时机上,取决于受限期长短和受限持股人对市场时机的判断。在定价上,是市价扣掉一定的“流通性折扣”。而真正的引起股本大幅增加的股市融资,通常被称为“follow-onoffering”,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增发。

   唐双庆认为,华尔街的增发,其目的直接影响到它对股价的作用。如果款项用于并购,公司管理层定的收购价是否被持股人认为合理是主要因素。如果市场认为价格不但合理并且占到了便宜,收购方的股价还会涨。虽然增发新股会使投资人对公司的控制权被削减,但资本的现有回报率并不降低,因为被收购公司的现有业绩被加了进来。上市公司管理层通常对公司股票所反映的价值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一旦出现股票被严重高估,而公司又恰逢需要融资的时候,上市公司会毫不犹豫地在市价水平上增发新股。

   “毫无疑问,这是公司管理层送出的一个很坏的信号,对持股人来说犹如当头棒喝。假如所有美国上市公司都靠增发扩大股本融资,就意味着所有公司的管理层都认为他们的股价被严重高估。真要是这样,华尔街的跌势照样一泻千里,决不会好于中国股市。”唐双庆如是说。

   增发也许不是美国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手段,但相对于配股来说,增发也许是主要的再融资手段。据统计,在美国证券市场,每家上市公司平均18.5年才配股一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研究机构2003年所作的统计,2000年符合配股要求的沪市上市公司中,截止到2003年有70%提出了配股要求,而在没有提出配股要求的44家中,有29家公司在1998年实施了配股。也就是说,2000年符合配股条件的143家上市公司中,在之后的三年里没有进行配股的公司仅占10%,这还不包括其他再融资方式。

   两种截然不同的股市环境,必然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再融资现象。

  

新规露短 

 

   尚在讨论中、迟迟未能出台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草案),试图再一次对再融资进行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该办法草案倾向于扩大分类表决的“势力范围”,规定启用分类表决机制的4种情况:配股比例超过股份总额10%(上市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全额认购所配售股份的除外);所有增发提案;所有发行可转债提案;可转债发行后每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该草案强调了发行证券的可行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要求上市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除外)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显示的货币资金、投资于有价证券的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委托理财资金、借出资金,合计不超过拟募集资金的40%。同时,要求上市公司不存在最近3年没有进行现金分红且没有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

   对于增发规模,该草案规定不超过公司上年度末净资产额的50%,进一步抑制大规模圈钱。另外,该草案要求增发须披露盈利预测,相应的罚则是,利润实现数如未达到盈利预测的80%,上市公司董事长、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应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利润实现数未达到盈利预测50%的,除因不可抗力外,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长处以警告;证券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未达到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除了上市公司董事长应公开道歉外,证监会将对公司及其董事长处以警告、罚款。

   对于募集资金的使用,该草案规定,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外,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有价证券、委托理财、借与他人或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的,证监会将责令其改正并对公司及其董事长给予警告、罚款。据悉,像武钢股份那样通过增发收购关联股东资产的行为,以后将不再出现。

   从该草案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监管层意在亡羊补牢,迎合市场提高融资门槛的呼声。但是,那些导致圈钱现象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仅仅增设几个条条框框,虽然能缓解一时之急,却无法根本改变增发再融资的圈钱本质,且不说这些条条框框在实际操作中能否棱角分明,不走样不虚设。

   正如深交所一位博士后所说,增发本是一种很好的市场化融资手段,为何到中国就走了样?对增发多设几个指标,就能阻止虚假行为?不从本质上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产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国内证券市场的种种弊端就无法根治,流通股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就永远得不到保护,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国际化就会受到阻滞。 

 

遏止增发

  

   “我反对一切增发,除非是全流通。”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对《证券市场周刊》表示,在弱市中审核通过宝钢的增发是对市场原则的挑战,负面影响太大,宝钢增发从出笼至今对市场一直起负作用。

   韩志国认为,引进增发是股市再融资政策的重大失误,在严重的股权分裂条件下,增发造成了不合理的财富转移,每一次增发都是非流通股股东得到巨大收益,而流通股股东得到的只能是戕害,不合理的融资政策放大了制度走偏的危害。他表示,增发侵蚀了流通股股东的正当权益,2000年和2001年,增发使非流通股股东享受平均高达72%的每股净资产增值率。在非流通股转让基本放开的情况下,大股东还能够通过股权转让堂而皇之地完成这种增值的兑现。

   “增发是一种不符合我国股市发展状况,有百害无一利的融资政策,应当予以取缔。在我国这样一个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上市公司还带有明显的国有经济数量扩张色彩的市场中,制度创新必须从我国股市的实际出发,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生吞活剥,否则就可能违背市场规律,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留下重大隐患。”韩志国说。

   2002年金信证券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对2000年和2001年沪深两市实施增发和配股的308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目前国内股市中,配股比增发更有利于各方利益的均衡,应优先使用配股方式进行再发行融资。

   该报告认为,增发新股将会导致流通股东财富减少,而非流通股东财富增加。配股方式下,参与配股的流通股东有3.85%的超额收益,不参与配股的流通股东有3.70%的超额损失;而增发方式下,流通股东无论参与或者不参与增发均会受到一定损失,而参与增发的新股东却获得13.26%的超额收益。另一方面,非流通股股东不管是否参与配股或者增发,都能享受到每股净资产的大幅增长:配股方式下,如果参加配股,将平均获得28.22%的每股净资产增长,如果不参加配股,那么每股净资产增长33.06%;而在增发方式下,非流通股股东享受的每股净资产增长率高达72.20%。

   该报告的研究表明,配股方式下,股东的超额收益率显著高于增发方式下老股东的超额收益率,两者相差约5.22%。因此该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认为,应优先使用配股方式进行再发行融资,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双方都获得了利益,将更有利于证券市场筹资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应鼓励高折扣率配股,抑制上市公司提高配股价的内在冲动,适当控制上市公司筹资额。

   业界的一个共识是,股权分置是导致圈钱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不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就难以杜绝圈钱现象。无论分类表决,还是强化监管、加强信息披露,都未必能抵得过一股独大和流通性分裂。金信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康认为,增发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从目前看,不是通过小修小补就可以解决其问题的。“由于中国股市存在的二元股权结构,增发方式会造成财富值的转移,使流通股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人利益受到严重打击,因此有必要彻底反思增发方式是否合适。”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对《证券市场周刊》表示,增发本意上是市场化,但是中国股市还缺乏市场化的环境,只要股权分置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即使采取在短期内遏制增发等措施,都只是治标的办法。不合国情的政策导致本来是企业直接融资场所的证券市场,却越搞越困难,失去其本来意义即促进投资融资的便利。

   华生表示,纠正增发新股再融资政策问题的治本方法是上市公司产权界定清楚,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放开融资而不是限制融资,到时候,投资融资就象大街上买白菜,愿买愿卖。我们反对的是,在基本制度框架缺陷的情况下,增发新股成为事实上的圈钱。

   2004年9月,尚福林到国务院国资委作报告时首次强调,股权分置情况下A股是“含权股”。市场人士认为,市场价增发实际上是对A股含权的否定。华生认为,每一次增发都使流通股的含权减少,特别是高价增发。他表示,现在如果出台措施限制所有的增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

   博时裕富基金经理陈亮对《证券市场周刊》表示,融资问题的核心是定价,而不是什么样的融资方式。股市融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国资”的实力特别强,国资部门的产权交易所红火很能说明问题。增发等政策的出台,实际上也有国资部门的考虑在里面,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主体的股市,强势“国资”必然导致流通股股东权益容易受到伤害。

   陈亮认为,要使股市融资政策更加公平公正,证监会的决策应该更独立,如果证监会高层能由行业协会、理事会推举,将有助于证监会更专业地代表证券业的发展利益。巧合的是,陈亮是在鸡年春节前向《证券市场周刊》发表上述观点的,春节后新华社报道,国务院任命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庄心一为证监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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